法治的细节︱艺术如何在战争中选边

发布日期:2022-03-13 10:50   来源:未知   阅读:

  俄乌战争爆发已有两周。借助网络,这场发生于千里之外的战争仿佛近在咫尺。一位编辑朋友每隔两小时在朋友圈里播报最新战况,跌宕起伏间看得人心惊肉跳。有战争就一定会有选边,有人溯源地缘政治因此同情俄罗斯,也有人强调主权原则所以站队乌克兰,更多的人则将同情给予了无辜的人民。战争是否正义,目前还无从全面评价,但饱受战争之累的普通人已比比皆是。每次读到或看到战争中死去的普通人,我都会想到让.吕克.戈达尔《疯狂小丑》中,女主角在听到越南战争死亡人数播报时的那句台词:“无名这东西真是可怕,光说游击队死了一百一十五人,是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根本不知晓具体每个人的情况——有没有妻子儿女,喜欢戏剧还是更喜欢电影,全都一无所知。只知道死了一百一十五人

  受战争影响的又不只是普通人,还有享有盛名的艺术家。战争一爆发就有消息称,慕尼黑市长向慕尼黑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俄罗斯音乐家捷杰耶夫喊话,要求其对俄乌战争明确表态,否则就不能再担任乐团指挥。就在我和朋友还在疑惑这则消息的真假时,更确定的消息传来,慕尼黑市长已解雇了捷杰耶夫的首席指挥职位,还威胁要将其赶出德国。基于朴素道义而反对战争可以理解,但将情感宣泄的矛头对准同样无辜的俄罗斯人就令人难解。被战争殃及的还有刚刚在北京冬奥会上大放异彩的俄罗斯花滑三套娃,这些处于短暂黄金年华的运动员在自己的职业巅峰期,同样因为祖国发动战争而被禁赛。战争将普通人拖入险境,同样将这些艺术家和体育明星逼入困局。

  艺术为政治所捆绑古而有之。即使被德国人自己奉为指挥大帝的卡拉扬,也因为二战中曾加入过纳粹党而在战后遭到政治清算。对比卡拉扬在政治立场上的妥协,人们更颂赞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他因为拒绝跟法西斯合作曾在剧院门前被暴打。在正义和邪恶已有明确定论的时候,有人被塑造为英雄,就有人被贬低为败类。此时人们已经不再去想,如果二战中的卡拉扬没有纳粹党人的身份,就不会再有演出机会。而让一个对艺术成就有无限追求的音乐家,在事业黄金期就付上这样的代价,接受这样的命运,无疑也是种苛求。

  捷杰耶夫因未“叛国”而被解雇,解雇理由不仅在劳动法上站不住脚,还侵犯了其职业自由。支持俄或乌,可以成为朋友间不点赞不互动甚至互相拉黑不再往来的理由,却难以成为解雇的合法事由。要求在政治倾向上绝对一致才能继续共事,是典型的附加在职业自由之上的不当联结。

  慕尼黑市长解雇捷杰耶夫还涉及对宪法上艺术自由的干预。宪法上的艺术自由,是个人通过艺术形式所进行的表达自由。作为宪法基本权,各国宪法对艺术自由的规定不一,保护力度也不同。典型的例如我国宪法和德国宪法的区别。

  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从此条的语词表述和位置安排来看,艺术自由在我国与其他大部分基本权利一样,享有同等的保护强度,也接受同样的规范约束。而这种规范约束又来自于宪法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也意味着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完全可限制个人的艺术自由。但这点也是艺术自由规范在我国受到诟病之处。

  如果以青少年保护或者维护他人名誉权为由去限制艺术自由尚可理解,但若以受益人群和受益内容都相当模糊的“公共利益”去限制艺术自由,就很容易造成这一权利被排除和掏空。公共利益很容易被化约为多数人的意见,但艺术自由中的艺术却不适合交由大众来判断。这一点只要诉诸艺术史就可获得理解。不管我们这些普罗大众有多不情愿都得承认,艺术作为人类活动的最高成就之一,的确是由人群中的极少数人推进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的审美基本上都由他们引领甚至塑造。也因此,我们对艺术的判断欣赏,相对于艺术家总是存在滞后性。这也是为什么乐圣贝多芬在活着的时候,只能靠谱写圆舞曲这样的应景小品来换取微薄收入,以供养自己那些被后世誉为不朽之作的交响曲的原因。

  与我国宪法不同,德国《基本法》对艺术自由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作为一个强烈受到实证法思想影响的国家,德国《基本法》将大部分基本权的界定、展开和保障都诉诸法律保留,也就是说只有立法机关可借助法律来对权利本身予以规定和限制。但有意思的是,在整部宪法中,唯独宗教信仰自由、艺术自由和学术自由,没有被附上法律保留的限定条件。“无法律保留”也就意味着不由社会中的多数意见所决定,意味着是其本质上是少数人的自由。但无法律保留并不意味着艺术自由就毫无边界,毫无限制。在德国,对艺术自由构成限制的包括其他宪法价值和他人基本权利,但艺术自由的界定与展开却不为大众认知所左右。

  艺术自由不受法律保留的约束,不为公众意见所左右的另一原因还在于,公众意见中往往裹挟了道德和意识形态,这些同样会造成对艺术的伤害。艺术有时会跟道德尤其是一般公众的伦理认知出现悖离,但此时就能够以道德之名来贬损和压制艺术吗?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罗翔老师总是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

  他常常用来例证艺术需服从于道德的是瓦格纳。在他看来,瓦格纳吸收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费希特的民族主义。他不仅和他的头号粉丝希特勒分享同样的价值观,甚至在精神上喂养了这个战争狂人。同样是他在乐剧中“对往昔的追颂、对英雄主义的赞美、对军事价值的称许、对非理性的嘉赏”,煽动起德国人的狂热。

  的确,瓦格纳在其最著名的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开篇就预言了诸神的黄昏,让兄妹生下屠龙英雄齐格弗里德,并在最后一幕写下只有彻底焚毁旧世界才能开启新秩序,这些都与伦理抵牾。而这部乐剧中无处不在的对神的蔑视,将万物毁于一尽才能迎来重生的极端想法,也与虔诚克制理性的观念相悖,但即便如此,瓦格纳就真的该为纳粹暴行负责吗?这部恢弘巨制就没有艺术价值吗?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我并不能认同如此简单的归责和判断。不能认同的原因有三:

  其一、艺术家异于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恰恰在于其独特敏锐的感悟力,而要获得这种感悟可能就需要挣脱寻常道德的束缚。如果对艺术套上道德的枷锁无疑是给审美定下僵化的法则,驯化所带来的只能是艺术最大的敌人——不自由。

  其二、艺术要展现的正是复杂的人性和幽微的情感。它并不只颂赞光明和伟大,同样会揭示丑陋和黑暗;它让人体会至上的荣光,也洞见幽暗的深渊。相比伟光正,那些描写人性丑恶与软弱的作品,例如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等之所以更具吸引力,也更经久不衰的原因,可能就在于这些作品映照出我们自己,也让我们在更深程度上理解自己。人可以丑陋卑劣至此,也可以堕落软弱至此,或许因此我们才能有自我救赎的勇气。

  其三、如果艺术都要符合道德,那么又如何判断艺术是符合道德的呢?道德标准并非清晰明确、岿然不变,而一部艺术作品所包含的道德意蕴在不同人眼中也完全会有不同的解读。我们今天听到贝九交响曲,尤其是其中的《欢乐颂》,大概率会想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场景。当年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合并时,伯恩斯坦同时指挥六个交响乐队演出这部交响乐,也是借此表达万民齐欢天下大同。但谁又能想到二战中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时,那些俯身冲向地面的日本飞机上播放的也是这首乐曲。

  再说回被罗老师嫌恶的瓦格纳,纳粹们可以听着瓦格纳的歌剧,把犹太人推进毒气室,但今天人们婚礼上播放的音乐却也来自瓦格纳,更不用说像《星球大战》、《现代启示录》、《惊魂记》等诸多经典电影的配乐,也基本都是瓦格纳格歌剧的选段。与冷酷、极端和狂热的情感想象不同,此时的瓦格纳又代表着忠贞、圣洁、坚毅和勇气。也因此,让复杂脆弱的艺术去符合飘忽空洞的道德,最终造就的可能只是以道德之名来打压艺术、阉割艺术。

  报道称,捷杰耶夫之所以被要求的原因在于此前他跟普京交往过密,市长才责令其明确表态以示割席。此处的逻辑同样经不起推敲。艺术家和体育明星被政权青眼相加相当常见,但仅凭这一原因根本无法推断出捷杰耶夫本人同样支持战争。再退一步讲,即便他内心亲近普京认同战争,难道经他诠释的柴可夫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也一样带了“嗜血好战”之毒?在这个意义上,捷杰耶夫被解雇的事例再次证明,让艺术去附和道德,带来的后果还有以艺术家的道德倾向去粗暴评价其艺术作品。

  而作品和其本人相去甚远的例子,在艺术史上又几乎不胜枚举。李斯特那些温柔缱绻的乐曲大多都是他在和众多伯爵夫人小姐私奔的路上写成;罗老师钟爱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颂赞上帝、躬身自省,但他的真实人生却是赌博酗酒至死未休;托马斯·曼被誉为德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但《黑暗时代的爱》的作者从其日记书信中居然发现这位文学巨匠不仅是个同性恋,甚至对自己的孙辈都怀有暧昧不明的情愫。在我们看来,这些人的真实人生都不符合道德,但难道要因其人生劣迹而禁绝他们伟大的艺术作品吗?依此逻辑,大部分的艺术家可能最终都要从艺术史名单中被删除。

  捷杰耶夫没能站出来替自己的祖国“认真反思”就被认为是支持战争的,可真实情况却是这个中国人口中的“姐夫”,在2016年就曾带着交响乐团远赴战火中的叙利亚,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帕尔米拉古城举行了音乐会,是实打实的反战人士。捷杰耶夫被解雇后,很多网友戏谑,那以后干脆就不要再听柴可夫斯基,不要再看陀斯妥耶夫斯基了。可笑的是,这个戏谑之言居然成真了,欧洲已有不少乐团宣称在此特殊时期不再演奏柴科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受到牵连的还有被排挤出欧洲电影节的俄罗斯电影,被要求禁赛的俄罗斯运动员,最荒谬的甚至还有因宠物机构抵制而不能参加欧洲宠物展的俄罗斯猫咪。

  在捷杰耶夫被解雇后,还有人评价艺术关乎心灵,关乎良知,所以解雇这个俄裔指挥家完全可以理解。但什么又是艺术的良知和心灵慰籍呢?它应该是被德军封锁而饿殍遍野的列宁格勒上空响起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是二战期间同样支撑柏林人民熬过漫长冬夜的富特文格勒指挥的贝多芬;是纽约新冠疫苗接种留观室里,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在现场拉奏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而绝不是在艺术家身上贴上标签,或者粗暴要求艺术家必须在战争中选边,甚至愚蠢宣称再听柴科夫斯基就是对和平的背叛。

  很多赞成上述做法的人又都将对俄罗斯艺术家、运动员甚至普通个人的抵制视为对俄发动战争的反制。因为是你首先挑动了战争,我由此回击也就无可厚非。甚至连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近期都宣布解聘首席女歌唱家、俄罗斯裔的女高音Anna Netrebko,将其位置让予另一位乌克兰歌唱家。但这种针对个体的盲目制裁就真的是反战吗?个人难道就应沦为简单的政治正确和价值优越的牺牲品吗?在捷杰耶夫被解雇时,一位好友形容这种虚伪荒谬的道德满足感,“魔鬼让人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牛逼/正确到可以侮辱 消灭别人的程度/它就是这样杀人的”。

  战争会激发起交战双方的狂热和亢奋,以至于做出非理性的行为。但这种毫无边界毫无原则的互制导致的只能是“比烂”。而“比烂”思维不仅会造成道德的持续滑坡,也会让个人在战争混乱中彻底丧失价值标准。支持和平反对战争是大部分人的朴素道德,但以这种方式反战却是对和平的玷污和贬低。如果将反战都诉诸非理性,最终的结果并不会是和平,而是矛盾和撕裂的无限加剧,是世界的再次极化。也因此,在仇恨和抵制持续加剧时,有必要重述奥古斯丁的名言:邪恶是高尚的堕落,因此我们更应用高尚对对抗邪恶,而不是用邪恶去反制邪恶。

  作者赵宏,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治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细节的雕琢。在“法治的细节”中,让我们超越结果而明晰法治的脉络。本专栏由法律法学界专业人士为您特供。(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